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已有9家全球性车企更换了CEO。
这其实说明了一个清晰的事实：汽车行业正经历一场非同寻常的领导层变动浪潮，其背后是全球汽车行业所面临的关税、中国车企的竞争，以及向电动汽车和软件定义汽车的快速转型。
比如，丰田和宝马将于今年春季更换首席执行官，保时捷的新CEO已于1月1日上任。与此同时，日产、Stellantis、沃尔沃、雷诺、捷豹路虎和现代汽车也自2025年初以来迎来了新的掌门人。
业内人士认为，老牌车企尤其容易受到这些压力的影响，因为它们业务遍及全球，对数字化的适应缓慢，且面临大批新的中国竞争对手的涌入。“如今，所有大型车企中，正在推进其战略执行的CEO们都在接受审视，”咨询公司毕马威全球汽车业务主管安德烈亚斯·里斯表示。
“由于风险领域在不断增加，人员更替将会加速。”随着汽车行业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革时期，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驾驶汽车的出现，以及来自中国和硅谷的低成本、高科技电动汽车的冲击，新一代汽车CEO需要具备不同的技能，包括软件和人工智能方面的专业知识。
行业观察人士表示，如今的CEO需要超越汽车、超越销量、超越国界，去寻求新的协同效应和收入来源。分析师称，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足够灵活，能够随时改变战略。
根据高管猎头公司史宾沙本月发布的一项研究，去年在美国，标准普尔1500指数（涵盖大中小型企业）中的公司共任命了168位新CEO，这是自2010年以来的最高数字。研究发现，CEO的平均任期正在变短，而平均年龄则呈年轻化趋势。
在全球汽车行业，CEO更替的名单也在迅速扩大：宝马的米兰·内德利科维奇；丰田的近健太；保时捷的迈克尔·莱特纳；捷豹路虎的P·B·巴拉吉；雷诺的弗朗索瓦·普罗沃；Stellantis的安东尼奥·菲洛萨；日产的伊万·埃斯皮诺萨；沃尔沃的霍坎·萨穆埃尔松；现代汽车的何塞·穆尼奥斯等。
可以说，商业危机触发了部分CEO的换人，一些车企从内部提拔了领导者，另一些则从外部聘请领导者以获得新视角。新一届CEO们肩负着共同的使命：为前所未有的挑战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当然，这项任务绝对也是艰巨的。“在这种环境下，犯错并不难，”驻东京的里昂证券亚洲汽车行业主管克里斯托弗·里希特表示。“而一旦你犯错，公司就会考虑找人取代你。”
CEO任期开始缩短
在汽车行业快速变革的背景下，CEO任期正在明显缩短。事实上，根据一项最新调查，汽车行业的高管比其他任何行业的领导者都更担心失业。
AlixPartners发布的2026年颠覆指数现实，汽车行业连续第二年成为全球受颠覆最严重的行业。在2月19日的研究中，超过四成的汽车行业领导者表达了工作不安全感。佐藤恒治在丰田汽车公司的CEO任期，正是任期更短、压力更大的例证。
丰田出人意料地决定，由57岁的首席财务官近健太取代56岁的佐藤恒治，自4月1日起生效。当被问及三年CEO任期是否太短时，其前任丰田章男的领导时间是从2009年到2023年，佐藤表示，如今是另一个时代。“老实说，我也觉得太短了，”他说。
“考虑到汽车行业的发展速度，过去的时间框架与如今的三年完全不同。”在宣布交接时，佐藤强调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他表示，这次人事调整使他能够专注于担任日本汽车工业协会会长和日本最大商业团体经团联副会长等职务。
分析师们也认为，即使是丰田，凭借其2025年创纪录的销量和丰厚的利润，也需要重新思考。佐藤恒治身兼数职，难以兼顾一家年销1100万辆汽车的制造商。
“我们看好这些变动，因为它们反映出对全球汽车行业快速变化的竞争格局的认识，以及需要将董事会（佐藤是其中一员）的注意力集中在丰田必须适应的方式上，”CreditSights董事总经理兼汽车行业主管托德·杜维克在人事变动后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这一案例清晰地表明，即便是行业巨头也无法在变革的浪潮中独善其身，必须通过领导层的调整来应对新的竞争格局。
Stellantis和雷诺CEO的突然离职，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行业动荡的深度。在Stellantis，安东尼奥·菲洛萨面临的挑战凸显了在中国快速扩张和效率要求的时代。菲洛萨必须同时管理由14个品牌组成的庞大组合，每个品牌在不同地区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和劣势。
他还必须保卫其本土欧洲市场，该市场正面临来自咄咄逼人的中国车企的冲击，以及打乱了动力总成计划的排放法规的变动。此外还要加上北美和欧洲紧张的劳资关系，菲洛萨的前任唐唯实于2024年12月因与董事会在如何扭转Stellantis销量下滑、现金亏损以及北美困境加深等问题上存在分歧而突然辞职。
菲洛萨时任北美首席运营官，并在担任CEO后保留了该头衔。这位新老板正在几乎各个方面推动改革。“我们正在大幅重塑我们的利益相关者关系，改善所有关系，包括与我们的员工、合作伙伴、经销商、供应商、政府和工会的关系，”菲洛萨在2月6日的投资者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
雷诺的情况同样严峻，在去年6月卢卡·德·梅奥意外辞职去领导古驰母公司开云集团后，被迫寻找新的CEO。负责采购、合作伙伴和公共事务的普罗沃接任，当时这家法国车企报告上半年净亏损112亿欧元。
这些突发的人事变动充分说明，当战略失误或外部压力积累到临界点时，领导层的更迭便成为企业寻求突围的必然选择。
新CEO面临的使命与挑战
面对如此严峻的行业形势，成功的CEO必须具备跳出传统框架的视野和能力。分析师称，成功的CEO会跳出汽车行业框架，为汽车以外的业务寻找机会。包括国防和机器人在内的行业具有多元化发展的潜力。
例如，雷诺计划为法国军方制造无人机。现代汽车的穆尼奥斯在1月份公布了一项可扩展生产系统的计划，该系统能够年产30,000台机器人。现代汽车还将从2028年起在其位于乔治亚州的工厂枢纽部署人形机器人。
这些跨界的尝试表明，未来的汽车企业领袖不能再局限于传统的制造业思维，而必须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科技和工业应用领域，为企业寻找新的增长点。
与此同时，如今的CEO需要一套精通技术、灵活思维的新技能。“新任CEO需要成为更灵活的思考者。汽车行业过去的等级制度即将崩溃，”东京伊藤忠研究所的执行研究员兼汽车分析师深尾三四郎表示。
“这是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他们不能仅仅是懂车的人。他们需要是懂人工智能、软件、数字化的人。”一些车企也开始任命年龄更接近其数字原生代客户的CEO。
伊万·埃斯皮诺萨去年4月执掌日产汽车时年仅46岁，成为该公司最年轻的CEO。传奇汽车大亨卡洛斯·戈恩47岁时成为日产CEO。埃斯皮诺萨在晋升前担任日产的首席规划官。
深尾表示，董事会应该放眼汽车行业之外，从半导体和高科技等领域吸引人才。福特决定聘请波音的艾伦·穆拉利就证明了这种方式是可行的。聘请54岁的德国工程师迈克尔·莱特纳（他曾有迈凯伦汽车和法拉利的工作经验）来领导保时捷，是最近一个从外部寻找新视角的例子。
与丰田一样，保时捷称此次任命是为了让莱特纳的前任奥利弗·布鲁姆能够专注于更重要的职责。布鲁姆此前曾同时担任保时捷及其母公司大众汽车集团的首席执行官。现在，他专门负责领导集团。
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个趋势：传统汽车行业的领导力模型正在被颠覆，跨界、年轻化和技术背景成为新一代CEO的关键标签。
然而，分析师表示，寻求跨越式发展的车企也必须关注其历史。过度押注下一个重大“突破”可能会适得其反。例如，最近几个月，通用汽车、福特汽车、Stellantis和本田汽车因投资于电动汽车工厂产能、车辆项目和电池工厂而进行的约500亿美元的资产减记，重创了它们的资产负债表。
Stellantis因与唐唯实过于雄心勃勃的电动汽车计划相关的220亿欧元意外巨额减记，跌至自2021年成立以来的首次年度经营亏损和净亏损。“你必须在立足未来和不忘过去之间取得平衡，”里昂证券的里希特说。
“你不能放弃旧业务，因为那是支持新业务发展的现金流来源。”这一警示至关重要，它提醒所有新上任的CEO，在追逐未来趋势的同时，必须妥善管理好现有的核心业务，避免因激进转型而动摇企业的根基。
因此，如今的CEO必须在保护旧收入来源的同时投资未来，这一平衡术考验着每一位领导者的智慧。沃尔沃在重新聘用74岁的萨穆埃尔松时，回顾了过去以展望未来。他曾在2012年至2022年间执掌这家瑞典车企，之后卸任成为极星董事长。
在那个任期内，沃尔沃采取了大胆举措，例如远早于竞争对手就放弃了柴油发动机。在此期间，沃尔沃曾聘请了吸尘器制造商戴森的前首席执行官吉姆·罗恩。沃尔沃母公司浙江吉利控股的董事长李书福表示，他让萨穆埃尔松回归是看重他对集团和行业的了解。
捷豹路虎则从内部提拔，巴拉吉曾是印度母公司塔塔汽车的首席财务官，他的任命加强了塔塔对捷豹路虎的控制，后者贡献了塔塔约三分之二的收入。同样，宝马任命负责生产的董事会成员、56岁的内德利科维奇的平稳继任，与Stellantis、雷诺、日产和保时捷的动荡形成了鲜明对比。
分析师表示，这种快速的人事洗牌很可能会继续，并可能影响到美国的高管。吉姆·法利领导福特已超过五年，玛丽·博拉执掌通用汽车已超过十年。正如丰田的佐藤所指出的那样，在当今的疾风骤雨中，这已经是漫长的岁月了。
有人预测预测，有朝一日，特斯拉的埃隆·马斯克甚至可能在他专注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时，交出汽车业务。尽管如此，分析师们警告说，即使是明星CEO也会发现扭转传统车企的局面很困难。
这些巨头的历史可追溯至上个世纪配资指数网站，员工队伍和工厂遍布全球，其文化和实践变革缓慢，而对其领导者的职责要求也在不断被重新定义。“新时代需要新CEO，”里昂证券的里希特说，“这是一种不同的技能组合，有时听起来像是一个几乎无人能胜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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